故事:一个台湾家庭的两岸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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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张我军是一个台湾人。


他在大陆度过了近半生,还有我这样一个在大陆生活了一辈子的儿子,最后他回到故乡,终老于斯。


父亲是一个穷苦家庭的孩子,从日本公学校毕业后到制鞋店当学徒,在制鞋店里他遇到了昔日板桥国小的老师林木土,介绍他到一家银行当小工,虽然开始只是一些倒茶跑腿之类的工作,但是因为他勤快认真,自学珠算写字,后来忙时行员便开始请他帮忙,由于他做得又快又好,一年多后就升为雇员。


1921年,他被发派到厦门刚成立的分行里当职员,闲暇时他向一位老秀才学习汉文,厦门当时文风颇盛,有许多文艺性的社团,老秀才也是一个文社的成员,每十天就聚会一次;老秀才见我父亲字迹清秀,便请他担任记录的工作,在耳濡目染之下,父亲对祖国文化产生相当大的崇仰之情。此时正值五四运动高潮的时候,父亲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此他便下定决心要到北京读书。


1922和1923年那段时间台湾遭逢了经济不景气,厦门分行也受到了影响,不得不倒闭,父亲拿到了几百块钱的遣散费,于1924年初来到了北京。




深冬的北京寒风刺骨,遍地白雪,屋檐枝桠上垂着厚厚的冰挂,这种景色,是父亲这个南国来的青年从没见过的,这时候他不过是一个22岁的青年,离乡背井只身赴京,投靠了厦门认识的台湾乡亲张钟铃。当时台湾人来京多半住在福建省所属的各府、州、县所开设的会馆,只需付很少的租金,就可以在备有简单家具的房里暂住;父亲住进了宣武门外的福建泉郡会馆,除了适应北京的生活、学说北京话,他也结识了不少在北京的台湾文人。


图① 少年张我军(约摄于1915年)


这次父亲只在北京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他在这一年做了许多事情,首先他把祖国的新文学介绍到台湾岛内,并登载在台湾的《台湾民报》上,同时他给《台湾民报》投了《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对台湾旧文坛进行了抨击,可以说是抛给暮气沉沉的旧文坛的两枚炸弹,被学者认为是推动台湾新文学运动非常重要的文献。




此外,父亲后来出版的台湾第一本新体诗诗集《乱都之恋》中的33首诗,也是在这段时间写就的。这本诗集不仅对推动台湾新文学有着重要的历史性的意义,也记录了父亲与母亲结合的一场轰轰烈烈的自由恋爱。我的母亲是湖北人,从小跟着外祖父从湖北到了北京,后来外祖父英年早逝,外祖母投靠兄弟,在叔公的照应下抚养母亲长大。




母亲后来听说管事的四叔公有意把她草草嫁给一个年纪大又吸食鸦片的纨绔子弟,为了尽快毕业可以当个教员养家,获得独立的经济能力,便到师范学院的升学补习班学习,正好我父亲也在那里上课。


有一天我母亲在整理衣物的时候,从她的衣服里头掉出一封信,信也没写什么东西,只是一首诗,这首诗叫《沉寂》,这个《沉寂》就是《乱都之恋》的第一首诗,诗是这样写的: ······一个T岛的青年,在恋他的故乡!在想他的爱人!他的故乡在千里之外,······他的爱人又不知道在哪里,诅咒那司爱的神!


图② 1920年初的张我军与亲族摄于板桥旧居。立者自右依次为张我军、三堂弟昆元、二堂兄张松、四堂弟望洋;坐者右一为张母、左一为二堂兄嫂。


她看着这首诗觉得莫名其妙,因为这首诗一方面怀念故乡,一方面是想自己的爱人,但是这个爱人在哪呢?似乎他自己也还没有头绪。我母亲看了这诗以后,就找了一个常照应她的大姊请教,这个大姊读了后便说这个青年他会作诗,应该是很不错的,我来帮你打听一下。


后来她打听到了,写这首诗的是一个叫做张我军的青年,也就是我的父亲。20年代那时候,男女间还不能自由恋爱,不能够私下来往,所以他们的来往是偷偷摸摸进行的,我他常在寂寞无聊之时,母亲以借杂志为名,由这位大姊陪她去。


后来,父亲带来的遣散费用尽,迫不得已离京返台就任《台湾民报》的编辑谋生,他们就分开了。他给母亲的信件都被四叔公扣押,母亲得不到父亲的消息,内心十分焦急,加上此时又有人上门提亲,四叔公便擅做主张,定下了这门婚事。


父亲的好友洪炎秋见情势紧急,拍了一封电报给父亲,父亲收到电报之后立即赶赴北京,与母亲相约私奔南下。当时,母亲只穿着一身的学生服,什么东西也没带,就和父亲一路奔逃到厦门。


三舅公和外祖母收到母亲的信后,便寄来钱与衣服,要他们立即正式结婚。于是父母亲便从厦门到了台北,那时候是1925年。他们在台北的江山楼请了两桌客人并举行结婚典礼,主婚人是《台湾民报》的负责人林献堂


在台北结婚前,他们在厦门就领了国民政府的结婚证,从这个事情上可以看出我父亲的用心,就是他以为他仍然是一个中国人,虽然他们是在台湾结的婚,但是他们仍是中国人,因此他们的婚姻也要获得国民政府的承认。


结婚后没有多久我母亲就怀了我,但是因为母亲不是台湾人,外祖母也还在北京,她就想回北京生产,毕竟她对台湾水土并不是很适应,所以在1926年父亲征得台湾民报社的同意,以驻北京记者的身份离开家乡,回到了北京,一到了北京就生下我。


图③ 1924年10月张我军写下的《乱都之恋》,终因1925年与罗心结婚而圆满结束。此为婚后摄于板桥林家花园。


当时像他这样旅居北京的台湾人有许多,最早来到北京的台湾人,是在清朝,大概在乾隆时期,那时候台湾也实行科举制。在整个清朝时期,考上进士的台湾人一共是23人,考上举人的有五百多人,其中有一些人进京以后没有考上进士。


到1895年以后,日本占领了台湾,这时候台湾的举子就不存在进京赶考的问题了。第二波就是民国时期,这时候台湾在日本的统治之下,台湾也有一些知识分子不愿意接受日本人的统治,拒绝日本异族文化的同化,所以他们就跑出来,有的到日本去留学,有的到中国大陆的其他地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到了北京。因为北京是祖国文化的名城,所以许多人就到这里来读书升学,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像父亲的好友洪炎秋先生也是来北京读书定居的,像在“二二八”中牺牲的宋裴如,北大的谢廉清,据说他还到过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去学习过呢。这是一批到北京来上大学的,大约有五六十人。当然有人没有读完,有的人读完以后就走掉了,定居下来的不是很多。


然后就是日本侵华以后,在北平沦陷期间有相当多的台湾人来了,这些人来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其中有一部分是台湾的知识分子,他们来的目的,主要是逃避日本的兵役,抵平之后,多半到一些大学或机关里头任教或做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到大学里任教。在北平沦陷时期,当然也有少数的台胞是给日本人做事情。


给日本人做事情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因为那个时候台湾人被视为日本人,国籍是日本,所以日本人征召一些台湾人来做战时服务。还有一种是主动去给日本人干事,甚至个别的人还干了一些坏事,这也是有的。


但是多数的台湾老百姓是一些平民,是一些普通做生意的人。


图④ 1927年春,张我军(中坐者)与在北京的台湾同乡洪炎秋(右坐者)、吴敦礼(左立者)等人创办《少年台湾》月刊。


像我父亲这些人他们都有一种想法,就是不愿意自称为台湾人,甚至耻于承认自己是台湾人,因为承认自己是台湾人,就等于说自己是日本人。


我有一个资料,就是1945年北京大学出的师生同学录,这里面登记有好几位台湾籍的教师讲师和教授,他们写籍贯都不写台湾,而是祖籍福建或广东。


本来在日本统治下的北平,你说你是台湾人,你是日本国籍的,应当是很吃得开的,但是他们都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认可日本的统治、承认日本国籍,就是让自己成为亡国奴啊!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是1931年,我差不多有五六岁,也正是我弟弟张光直出生的那一年,北平受到战争的威胁,日本人攻到了山海关以外。




那时候日本进不进关,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父亲不愿再陷入日本侵略的魔掌,就带着我和我母亲以及刚出生的张光直“跑反”,逃避日本的统治,从北平离开经过南京到上海,再到杭州,跑了几个月的时间。后来日本终究没有进关,所以我们又重新回到北平。


但这次出行用尽了全家几年的积蓄,回到家中母亲身上居然只剩下5块大洋。


图⑤ 30年代初,张我军(前右一)与北京师大同学合影。图中儿童为本文作者。




我们家在北平的最后一个住所,是在手帕胡同里头的一个四合院,我年幼的两个弟弟都在这个房子里出生,加上父亲早前回台湾接来奉养的祖母,人丁兴旺;我们在院中栽花植草,还摆上两大盆灰瓦金鱼缸,院里搭上苇席凉棚,后院里栽了些丝瓜。




这时候父亲与亲友间的往来十分频繁,苏芗雨先生曾经有个回忆录,就讲到那个时候他们四个人,也就是苏芗雨、连震东、洪炎秋加上我父亲,在北平经常聚会,到小馆子里喝酒交谈,因为都是老乡,年龄相仿,经历也差不多,所以感情相当深厚;而且那个时候我父亲开始翻译当日文教师,手头有点闲钱,所以这些聚会往往是我父亲掏钱的。父亲那时候最喜欢到北平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茶座,坐在户外的藤椅上叫一壶茶喝着写作。




这个地方如今还在,只是茶座已经没有了,只剩下饭馆,父亲有一篇小说叫《诱惑》,就是以这个地方为背景的。那时候我还小,跟这些先生们没有什么接触,尤其是连战的父亲连震东先生,因为他的家属没来,只有他只身在平,没有家庭的往来,我印象不是很深刻。




但洪炎秋就不同了,他一家三代也住在手帕胡同,来往就比较多。还有林海音。林海音的原名叫林含英,她的母亲林爱珍姑妈一家也是我们主要往来的对象。林姑妈幼时曾许配给我们张家,后来因为男方病故,才又许配给林焕文先生,有了这层关系,对她我们都以姑妈相称。


林姑妈15岁结婚,29岁守寡后便不再嫁,独自抚养一大群子女,十分辛苦,因此我们全家对她又同情又敬重。此外还有苏子蘅先生一家,他们在1941年一家三口从台湾搬到了北平,曾暂住我们家,记得听父母亲说过,苏先生青年时代参加过日本共产党,被捕后遭到酷刑,加上他待人宽厚,温文尔雅,我们兄弟对他相当敬重。




在我家常住的还有几个台湾同乡的单身汉,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徐牧生先生,他自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来到北平,在我家寄居的那几年,时常与我和弟弟光直一起谈天说地,从人类起源、宇宙奥秘以至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无所不谈,扩大了我们的知识领域、激发了我们的求知欲,他还教我们游泳、划船和滑冰。他在沦陷区的大学担任讲师时,竟公开在讲义里大量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




但是他结婚后就搬去与苏子蘅先生同住,此后,谋生、养家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抗战后他们一家回到台湾,就失去音讯了,但他对我少年时代产生的深刻影响,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


图⑥ 左起:张我军、连震东、洪炎秋、苏芗雨。摄于1935年。




1935年,秦德纯继袁良成为北平市长,任命雷嗣尚为社会局局长,雷嗣尚曾经受教于父亲,并大力推举父亲出来担任社会局秘书,主要的工作就是替市长办理对日交涉的事宜。那时候日本有军队驻扎在北平城郊,常常借细故闹事,或以演习之名进行挑衅。日本军人气焰嚣张、蛮不讲理,父亲总能受命于艰危之际,运用他明晰的理智和流畅的日语,解决困难化解危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战局恶化,宋哲元所率领的二十九军于七月仓促中全面撤退,北平市政府的官员也随之秘密撤退,但是父亲却没有得到任何的暗示,形同被遗弃于沦陷后的北平。秦、雷两人利用台湾人的日语专长去与日本人交涉,事实上又不信任台湾人,以至于在这种情况下遗弃了父亲,等到发现日军全面占领,要走已经来不及了。


虽说如此,北平刚被占领的时候,交通并没有全面中断,但是由于母亲那时怀有身孕,三弟光诚还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实在不能够进行艰困的逃亡之旅,因此我们一家就留在沦陷区中了。


图⑦ 30年代末,张我军在中山公园喝茶写作。




北平沦陷之后,父亲遭受了很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那时候台湾人属于日本国籍,要受日本政府的《国民总动员法》和《国民征用令》管束,好几次看到日本警察到我们家来,表面上虽还客气,目的却是在提醒父亲:不要忘了自己是台湾的“日本国民”。但是父亲还是坚决地不当日本统治中国的工具,他拒绝了伪政府的教育局长的职位,只靠在几所大学教书和翻译文章、写稿子的收入维持家计。




沦陷区人民的生活日益贫困,我家的生活水平也日益降低,入不敷出,只好向有钱的同乡借贷或典当度日。父亲当时不过40岁出头,已呈现出一副不堪重负的老态。有一次他在家里独饮,酒后大醉,伤心痛哭,声称要出家去当和尚。




我身为长子,便担起一些家务,如排队买配给,向兜售旧衣的小贩变卖家里的旧衣物等。接触社会的机会多了,便亲眼目睹、耳闻了许多沦陷区百姓的苦难,不知不觉地,爱国之情与民族之恨就在我心中逐渐滋生。




读高中时我一心想要到敌后根据地去参加抗战,1945年3月我和几个同学从北平来到定县,趁着午夜在地下交通员的率领下,秘密出城绕过日本的炮楼和封锁沟,穿越抗日游击区进入根据地,最后到达晋察冀边区首府阜平县。




在那里学习了3个月之后,又在交通员的护送之下,穿越日军进攻八路军的作战地区,沿着交通壕到定县车站,乘火车回到北平家里。家人看到我回家非常高兴,对于我掩盖真实去向和经历的说词,虽然半信半疑,但也没有深究。


图⑧ 童年时代的作者




我回来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动员父亲到抗日根据地。我向父亲说明了我这次离家的所见所闻,以及根据地的情况。那时候德、意已经垮台,日本独力强撑,并且在占领区进行各种扫荡抗日活动的行动,以父亲的声名、身份以及体力,要进行这样的活动是相当困难的,没想到父亲却当即答应了。




此外,我的第二件任务,是要考进绥靖军清河军官学校,从事瓦解日伪的工作,这个学校是由日本教官当家,施行法西斯式管理,目的在培养侵华日军的帮凶。当时家人和亲友看到我到这个鬼地方去,对我很不能谅解,只有父亲知道我忍辱负重从事抗日秘密活动的真相,父亲看到我身处险境又满身病痛,很是痛心,但是他从来没有劝我离开这里。




1945年下半年,抗战形势急骤发展,父亲根据地之行尚未安排妥当,日本就已经无条件投降了,国民党接收了清河学校以后,就分派了一些国军的军服,换身衣服、改个名字,成了河北省保安干部训练所,就地把这个原本专司训练日伪高级军事人才的学校,转成了国军的一部分,来展示给北平的老百姓看,老百姓还以为接收北平的国军阵容真的有那么浩大。这是一个欺骗百姓的行为。




因此我的任务就从颠覆日伪的清河军校,转变成瓦解国军接收状态的河北保安干部训练所,这些工作起了一些作用,开始有一些人逃跑,走掉的人很多。不过由于时间久了,我的身份逐渐遭到怀疑,已经无法待下去了,但受限于军校的体制,又不是说走就可以走的。




那时候我舅舅罗文浩是国民党的少将,他奉命来接收这个学校,知道我也待在清河军校,心中对我有所怀疑,他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头,追问我:你跑哪里去了?你离家出走,到哪去了?我说我离家出走,到河北做事了。


他说:“你为什么要出走啊?”我说:“年岁大了,读书没意思。”他又说:“那你出走怎么又回来了?”我回答:“找事就是很不容易啊,只好回来啦。”“那你回来后为什么要跑到这个清河军校来?”我说:“那是受你的影响啊!”他是陆军大学第七期毕业的,又是国民党黄埔军校七期的,小时候我们都管他叫大兵舅舅,他身体很壮,那时候打个绑腿常到我们家里去。


他听了把脸一沉:“好,你这样的话,那我把你送到重庆去。”“好”,我故意顺着他的口说:“有这个机会的话,我愿意。”他当然是说说而已。他心里很清楚,但因为是亲戚,他对我也无可奈何,最后还是托他的关系,我才能够从清河学校脱身。


我就说我要上大学,我不要在这儿,他就说,那你跟我走吧。他告诉那里的教育长,那个某某人要跟我走,这一句话罢了,教育长就放人了。


上了车之后,他坐在软席的座位,我坐在硬席座位,全程都没有讲话,一直到了北平,他走他的,我回家。


图⑨ 1939年,张我军(后左一)参加林海音夫妇的婚礼。




回到北平以后,紧接着八路军的先头部队挺进到北平郊区,父亲应邀出城和已经是八路军负责干部的一位学生见面。


还记得那是1945年10月9日,那天清晨我们各骑一辆单车,从手帕胡同的家里来到西四南大街,另一个骑车人在三十公尺外等候,我压低声音告诉父亲悄悄与那人出城,到妙峰山下八路军某部驻地与负责人相会,并嘱他一路小心,就目送着他骑车离去的背影渐渐消失,没想到这竟是最后的一瞥了。




我办完这事回到自己的地下工作岗位,解放战争后又撤回冀西根据地,后来听说父亲已回台湾,全家也随后迁去。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了,三个月之后我们驻进了北平,六七月的时候,听说我们台胞里头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叫谢雪红,她从香港到北京来参加会议,我和一个老乡一起去见她。那时候谢雪红穿着一身解放服,头发也没有烫,看来很朴素,一看就是一个搞政治的,是一个政治家,一个女政治家,很有风度。




那时候我是一个24岁的小伙子,见面之后她问了我的情况,她知道我父亲。她跟我们介绍了台盟的情况,之后她让我们两个填了表,参加台盟,一方面参加台盟,一方面她把我们的表格交给了中央组织部,叫中央组织部调我们到上海去,那时候上海有一个台工委在那。我们按着她的意思办,不久就下来命令,调我到上海去,1949年8月我从北平到了上海,到台工委去任职了。


和谢雪红见面主要就这一次,后来见面并不是很多,因为我在上海她在北京,见面的机会就比较少,“文化大革命”当中听说她受到了迫害,当时我不是很了解这个情况。


图⑩ 40年代,张我军在北海公园。




1949年春,那时还有一段很短暂的时间,北京和台湾经过香港还可以通信,我有一个外祖母是在北京的,通过她那儿,我知道了我父母的地址,我就给他发了信,发了信以后没有回信,我就发了第二封信,第二封信发出去之后,我父亲给我写了一封信回来,告诉我全家平安,现在邮费很贵,没有事不要来信。




从此以后就断了任何的音信。后来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二二八”的时候我父亲是在台中洪炎秋先生家里头。洪炎秋是台中师范学院的院长,而师范学院又是“二二八”活动最热烈的地方,所以他受到牵连,免去了职务。我父亲住在他家里头,当然也受到了牵连,不敢贸然行动,后来他就离开了洪家,自己开了一家六合书店,这个书店赔本了开不下去,就把这家店搬回到板桥老家里去,结果还是经营不善。




1949年我弟弟光直在建国中学读书,“四六”事件的时候,国民党来抓他,抓他的理由是因为他跟北平通信,中间被人家邮检,因为他受了我的影响,所以说了很多批评国民党、仰慕共产党的话。国民党特务认为他是共产党派去的,把他抓起来,坐了一年监狱,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叫《番薯人的故事》,把他在监狱的过程都纪录了下来。




我给我父亲写信的时候,我弟弟在监狱里还没出来,而他所以坐牢,就是被人邮检发现的问题。父亲来信说邮费很贵,让我没事不要写信,是在向我暗示。1955年父亲去世的时候,光直已经考上了哈佛大学。父亲临终时,专门有遗嘱留下来,不让他回来奔丧,要他专心学业。




后来我的二弟、三弟陆陆续续到了美国,我母亲随后也跟着到美国去,这些我全都无从得知,一直到了1975年,张光直以学者的身份——他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哈佛大学教授——来考察讲学,他到了北京同时来找我,但找不到我,我的名字改了,茫茫人海,要去哪里找一个失散三十几年的人?甚且他也不确定我是否还在世,或许在战争中牺牲了,或许患病早逝了。他曾经托人到中央组织部去查询我的资料,查的结果人家告诉他,有一个南下干部叫张光正,但是南下之后,情况不明。当时我母亲看了这个消息后非常担心,“南下以后情况不明”是不是作战站死了,还是失踪了,还是怎样了。




一直到1980年后,他通过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的一位研究员,还通过台盟等种种管道去探访,终于获得了我的行踪,两方面才又恢复了联系。


图⑾ 这幅缺少长子的“全家福”,摄于张我军逝世前50天。




我在1996年首度到台湾探亲,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踏上家乡的土地。首先要做的是祭谒祖坟,我们家祖坟原来是在板桥,但是因为修路,搬到土城,在土城的一个小山坡上,我找到我们家族的墓地,墓修得很漂亮,我的爷爷还有我未能陪伴送终的奶奶和父亲也在其中。




现在张光直和张光诚——我二弟、三弟他们都去世了,张光诚的骨灰现在还在我的小弟弟张光朴他家里头,在他床头桌子上放着,现在还没有说要归骨到哪里。我小弟是想将他归到我们的祖坟里面去,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也很复杂,能不能归进去,还得要一番联系交涉。




张光直是因为他一家人都在美国,所以他现在就安葬在美国。这次来探访亲人,其实我家里也没剩什么人,我的姑姑也已经去世了,但是姑姑的儿子——我的两个表弟,见到我都还很亲热,当然他们知道我是什么情况,也知道我的背景是八路军出身的。


两岸之间的隔阂,在我们这个家族亲戚关系里头不是很明显,因为我除了我父亲这一系,还有我母亲那一家,父亲的亲族是道地的台湾本地人,母亲则是大陆的湖北人。母亲那边我有一个姨、一个舅舅在台湾,也都见了面。




特别是我的舅舅,我当时能够离开清河学校还是仰赖他的帮助,但是自他带我离校返家之后,我回到了根据地,而他是在国民党那里,我们两边可以说是兵戎相见了,虽然不是直接对垒,立场却是誓不两立。他是打共产党的,当过北平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后来到了淮海战役前线,当过徐州“剿总”副参谋长。




淮海战役后他到了南京,之后又跑到上海;解放战争只打了3年,其实是很快的,形势总是一瞬间变化,似乎是追踪着他落败的脚步,我也从北京调到上海,那时候舟山还没解放,后来解放舟山的那个战役我也参加了,那个时候他已经在台湾了。他退休了以后到美国我母亲那里,给我写了一封信,我也给他写了一封信。




小的时候,我管他叫大兵舅舅,后来有保定之困,他助了我一臂之力,这我心里总是念念不忘的。我到了台北以后,舅舅马上就要从屏东过来,但医生不让他来,因为他身体不好,他就给我打电话,要我会完亲人、祭完祖后到屏东去。


见面的时候,他总不提往事,他曾给我弟弟写了一封信,里头说我们俩见面是受了中华文化之赐,因为我是去参加我父亲的学术研讨会,因此有了这么一个机会,让我们两个人见了一面。他又提到台湾的问题,说乱象已经呈现出来了,不过他说,他已经不在五行之中了,也就是世外桃源了,所以我们一切过去的这些事,对他来说一律都不存在了。以前我们是国共对立,站在战争中的两端,现在他已经从中超脱了。1996年4月,他就去世了。




后来我听到弟弟们描述父亲返台后在台湾的生活,才知道父亲遭逢接连的打击后,除了写写游记、山歌一类的小文章,对时事政治一直三缄其口。但在1951年,他写了一篇题为《春雷》的作品,是他唯一未在生前公开发表的作品,里头表达了他憎恶黑暗的现实,憧憬光明未来,渴望家人重聚的心灵呼唤,也是在他晚年,以文学形式留给后人,剖白心迹的遗言。




但他描述为“云锁雨打”的白色恐怖,在台湾却越演越烈,父亲只好借酒浇愁,以求解脱,终于酿成致命的肝癌,1955年11月3日,54岁的父亲英年早逝。




他的遗言交代一切仪式从简,讣文中的孝男名单,由于我这个长子身在大陆,为免政治麻烦,未被列入,许多描述父亲的文章说父亲育有三子,多半若不是不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那时候与父亲在没有预知的情况下永别,内心总是感到许多遗憾,觉得还有许多话想告诉他,也有许多问题想向他请教,但是这样的机会却永远地消失了。




他去世前的35天,写给弟弟光直的家书,只期勉他学业进步、人格完成,不要他操心家事,临终前的遗言,也交代光直不可回国奔丧,须待学业完成方可归国,由这些遗言中,或许也可以看出一点父亲当时会对我有的殷切盼望了。